当时宴会在军帐中进行，座次按古代室内礼仪活动形式安排，以东向为尊，其次是南向、北向，最卑的是 西向。因此，现在许多课文教案、教学参考资料的编者与某些分析文章的作者，几乎都认为从中表现出项羽的 妄自尊大、骄横无礼、以势压人等等。理由是项羽自己占据了最尊贵的位置，而置同为楚军将领的刘邦于较卑 微的座次，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无视当时的具体情况，扭曲了项羽的真实形象，不免有简单化、片面化之嫌 ，故提出商榷。
    一、鸿门宴的座次客观上反映了诸人在楚军中的地位与处境
    项羽与刘邦虽同为楚军将领，但鸿门宴时双方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 叔侄起兵后，拥立在民间牧羊的＠①心为楚怀王，楚怀王曾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杀宋义后，当时诸将“乃相 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巨鹿之战后，项羽更是名闻诸侯， 威震各国。“羽于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也就是说，那时，项羽不仅是楚军的总司令，同时也是 抗秦联军的总指挥。而刘邦仅是楚军一部的将领。虽然独领一军，但在名义上无疑应隶属于项羽，除非刘邦敢 于在楚怀王的有意袒护之下、利用先入咸阳的优势，“拒关，毋内诸侯”，而自立为王。但刘邦当时惮于项羽 的威名与权势，哪里还敢擅自称王呢？因此，他见了项伯就说“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至鸿门与项羽见面后，也一再称项羽为将军，而自称为臣。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刘邦至少在表面上也尊奉项羽为 诸侯上将军，表明了自己的隶属与臣服。在座次上，当然也就无法与项羽并起并坐了。


    至于项伯与项羽同为东向坐，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项伯不仅是项羽的叔父，也是楚国的重要官员——左 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关项伯的记载：“兵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可见，左尹应为 左令尹之省称。王有夫在《中国古代官制》一书中认为：令尹的职位相当于相。“国君下面最高职位是相，又 称相邦、丞相，独楚国仍称令尹。”古代以右为尊，左令尹可相当于副相。有些课文注释“左尹”为“令尹之 佐”似乎也说得通。杨升南在《中国历代官制讲座》一文中写道：“令尹入则治民，出则为将，掌握全国军政 大权……令尹之下有左右尹为助。”无论取何种解释，项伯的地位均应尊于刘邦或范增，故可与项伯同为东向 坐。
    值得争议的似乎还是刘邦与范增间地位的尊卑高低，因为这在当时还不甚分明。据《项羽本纪》记载：“ 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可 见范增在楚军主力部队中是仅次于宋义、项羽的第三位将领，及项羽斩了宋义，取而代之为上将军后，范增亦 应水涨船高，具有项羽当时占据的次将地位。因此，可以这样推断：范增的地位即使不稍尊于刘邦，也应大抵 与刘邦相等。考虑到范增被项羽尊为亚父的特殊地位，以及当时刘邦急于表明归依与臣服，以化解矛盾的特殊 时机，这样的座次安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刘邦对范增自我贬抑、故作谦让之举。
    二、鸿门宴的座次与项羽思想感情的变化
    司马迁关于鸿门宴座次的叙述，不仅如实反映了诸人在楚军中的地位与处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为项羽 思想感情的变化以及以后的势态发展，埋下了一处伏笔。
    悲剧英雄项羽是一个个性极为矛盾复杂的人物。抗秦斗争的巨大胜利以及手握重兵，使他不免有些自负。 但他出身于楚国贵族，平素颇注重礼仪，有“仁而爱人”的美誉。尽管鸿门宴中东向座是符合其楚军统师的身 份与地位的，但座次的排列并非一定依据他的旨意而行。可能是出于项伯的斡旋，也可能是刘邦故作谦让，以 退为进和策略。无论出于何种缘由，刘邦安于北向座的位置，以及在宴会前所表现出来的谦卑与服从，无疑使 项羽平息了愤怒、祛除了疑虑，而诚心设宴相请。这与他先前听信了曹无伤的密告时，“大怒‘旦日飨土卒， 为击破沛公军’。”的描述何其大相径庭。其实，这正好表现了项羽看似矛盾，其实又和谐统一于一体的个性 特征。即，项羽总是无法忍受任何人对他的叛逆与反抗，但当别人一旦表现出柔顺依服时，往往会显示出过度 的宽容与仁慈。如同章邯见项羽时痛哭流涕，使项羽顿时化解了家恨国仇而封章邯为雍王一样。刘邦的柔顺屈 服、甘居卑位也触动了项羽性格中“仁而爱人”、“温柔慈祥”的一面。正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所记载 的：“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所以，当范增“数目项目，举所佩玉ｊｕé＠② 以示之者三”时，项羽只能“默然不应”了，最终致使范增计谋破产，刘邦龙归大海。这中间，座次的叙述无 疑是表现项羽思想感情变化的一处伏笔，其作用，不容忽略。
    综上所述，从鸿门宴的座次及相关的叙述中，我们所看到的项羽应是一个年轻气盛、缺乏谋略的将领，也 是一条豪爽磊落、不计前嫌的汉子。那种仅凭座次中“东向坐”的叙述，而武断地论定项羽狂妄自大、骄横无 礼的说法是有失公允、简单片面的。同样的，推而广之，一些作者或编者在全面分析鸿门宴中的人物形象时， 多多少少总带有扬刘抑项的倾向，也与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立传精神是背道而驰的。